中国传媒的形象，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话题，这次汶川地震，CCTV给中国、给世界确立起了一个中国传媒的形象证明，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有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东西。其中地震报道所产生出的文化影响力，无疑将是深远的，并在这一意义上，为中国乃至世界新闻传播史，树立起了一座里程碑。本文试就CCTV汶川地震报道进行文化分析。

[关键词]  新闻场  舆论场  文化场

       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文化是一种现代的创造，文化是一种未来的观照，文化是一种传播后社会价值的认同。当我们提出“和谐社会”这一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时，媒体文化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社会文化自身的和谐，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集合。但是，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文化往往只是一种狭义的“历史”认识，强调的是狭义的价值观念。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者提出了应该建立大背景的文化观，可具体到实际研究时，又重新回到了狭义的领域中去，文化再次成为了“回头看”的东西。正是出于对这一现状的认识，特别是要真正实现构筑和谐社会、建立大文化背景的目标，开始新闻文化学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事情。从学科的意义上考虑，没有哪一个学科所包容的范围能够比新闻更宽泛了。特别是这次汶川地震中以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为代表的中国媒体的表现（这里强调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性和大众性），为我们的这种文化思考，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支点。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强烈地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中央电视台对汶川地震的连续直播报道，将直播室和现场报道联结在一起，在国内外都产生出了极好的强烈反响。如果对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从社会文化的整合上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我们的大众传媒通过对地震灾害的报道，激发起了举国上下和海外华人世界高涨的爱国激情。国家主要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即时赶赴震灾现场，形象地阐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闻报道将意识形态中形而上学层面的理念，转换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为广大人民所接受。

　　这里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新闻如果是文化，其文化特征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应该结合新闻自身的特征，这样既便于我们建立初始的研究起点，也便于问题的展开于深入。

　　文化是对于信息的集合，新闻是对于信息的传播，并以此构建起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由信息自身的文化价值属性所决定，新闻信息的价值表现首先强调的是一个“新”字，表现为新闻特征，就是及时性。这种及时性本身又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我们以往将及时性更多地定位在了一个“快”字上，伴随“快”字的行为动作是“抢”。而从新闻的宣传价值表现来看，价值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对于需求的满足，即新闻传播的时间，能够恰到好处地适应与满足社会的需要。同“及时性”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时宜性”。由时宜性所产生的特殊社会意义被转换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使客观作用于人的主观。对于新闻来说，及时性体现为技术手段时，是一种时间概念，而当它体现为一种宣传价值时，则成为了一种文化概念。麦克卢汉在《传播工具新论》中曾对时钟所显示的文化功能作了这样的描述：“时钟并未加强时间之重要，但却加强了文字化程度，因为时钟缔造了抽象的时间，使人们不是因为肚子饿才去吃饭，而是因为看到吃饭的时间快到了，才去吃饭。”这一描述表明，时间的文化意义在于“加速人类组合过程的步调，缔造新的工作与财富，并且连接和加速人类的聚集与人类的行为。”

　　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及时性赋予新闻信息的文化内涵是难以估量的。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汶川发生八级强烈地震，中国中央电视台很快启动应急预案，先后向灾区派出一百多名记者，对灾区情况展开连续直播报道。两小时后，温家宝总理赶到地震现场，十分钟后，温总理在飞机上的讲话进入直播节目，一个全国性的抗震救灾活动由此全面展开。这一时刻立即成为了“人类心理时空的刹间凝缩和心理结构的永恒积淀”的文化亮点，“我们能够战胜任何灾害！”这一情感化的激动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刺激，更是一种文化思维空间中的感情爆发，进而使亿万炎黄子孙面对自然挑战，获得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多难兴邦”、“众志成城”，这不仅是一个新闻关键词的打造和新闻理念的提升，同时也是一种力量的体现，进而转换成为一种伟大的民族自豪和伟大的文化自豪。CCTV作为中国的第一传媒，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同时，更让世界震惊，国家精神和国家实力在新闻事实的直观感受中，变得十分丰富和具体。新闻及时性的文化内涵在这里也得到了更好的阐释。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进行的。新闻作为对于新近发生的事实变化的传播，不仅要强调其时间特性，还要强调其空间特性。即新闻在进行信息传递时，不仅要快速反映出新闻对象在时间中的运动状态，还要反映其在空间结构中的存在状态，而新闻对象在空间结构中的存在状态，即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事实的发展与变动。在我国，新闻媒体一直强调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事实第一的原则。要求新闻必须遵循事实，即使是逻辑推理，也要以事实为依据。报道事实、传播信息是新闻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事实也因此成为了新闻赖以生存的基础，新闻也由此同其他意识形态划出了区别的界限。同时，新闻对于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之所以能够超过其他意识形态，也正在于它是通过具体事实的再现，让人们直接觉察到客观世界所发生的真正变化，在认识到人类自身社会使命的同时，实现其特有的文化感召力。对于事实的强调，建立起新闻特有的文化观。特别是当人类宣称自己走入信息时代的时候，正意味着对于一种新文化观念的确立，这是一种事实文化，一种现实文化，一种包容了整个大千世界的文化。

　　汶川地震发生后，CCTV的连续直播报道，甚至是二十四小时的连续直播报道，这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时间和空间的互动下，创造出了一个真正具有民族意义的“众志成城”文化场，感动着中国。而这一文化场创造的基础，正是来自对于社会大众知情权的满足——知情而参与。信息传递渠道的畅通，各方面情况的透明程度，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由此，CCTV让世界感受到一种中国的国家自信，感受到一种面对灾难的民族凝聚力，感受到一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而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也是一种新闻规律的全面回归。作为国家电视台的社会公信力，也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新闻的“事实性文化”由传统的抽象符号表述转换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特有的具象形式，更坚固了事实性在新闻中的地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表现，它既不是虚构的，也不是抽象的。它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事物，但大多数人却无法触及它的形体；它表现为一种精神意识形态，但人们却能够通过它的物化符号感知其外在和内涵。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胡锦涛总书记多次亲临地震灾区，两位国家主要领导人在灾区紧紧地把手握在一起时，国家灾难变成了国家力量的体现。

　　演播室与灾区现场的互动，在消解抽象符号为具像形式的同时，报道策划完成的议程设置也随之消解，转换成为一种全民的文化感动，进而上升为全民的文化自觉。以往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社会舆论场同新闻舆论场总会出现错位，产生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甚至是对立的）。汶川地震发生后，随着CCTV连续直播报道的启动，全社会的目光被锁定在了CCTV第一频道和新闻频道，社会舆论场同新闻舆论场出现了罕见的重叠，举国上下一个声音——抗震救灾·众志成城，汶川地震也因此成为了一种具有民族情感象征意义的符号，意识形态层面的国家倡导，文化化以后融入到了民族情感象征意义的符号之中，成为了一种文化价值的社会认同，借助媒体，完成了宣传意义上议程设置消解后的议程设置最大化。作为自然灾害的地震，引发的不再是社会恐慌，而是战胜地震灾害的社会意志，灾区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的物质支援和精神抚慰。

　　报道策略上，CCTV对于汶川地震的直播报道充分体现了中央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比较以往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此次报道更多地关注了灾民这一特殊群体，而不再是单纯的施救者，使灾民和施救者实现了新闻场中的互动。这一报道策略使报道对象发生了变化，又带来了灾区同全国的互动，让全社会真正感受到了灾民和全国人民是连在一起的，使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事实文化”的力量。而当部队的营救直升机因山谷气流发生坠机事件后，不仅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而且全面关注寻找过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人文关怀精神，得到了有机统一。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演播室同灾区现场的链接，人们的意志为新闻事实的细节所感染，进而转换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求求你们，让我再救一个孩子”；母亲用自己的生命留给孩子的手机短信；身患绝症的战士，拼搏在抢险第一线；总书记同灾民促膝长谈，“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给我们，我们一定会为你们解决的”……这些都成为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社会文化记忆，而在深层次上，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也具像成为了社会文化记忆，这无疑是新闻传播中的一种最高境界：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化。

　　“以人为本”的报道精神贯穿着整个直播过程，开始阶段，反复强调的是：时间与生命的拯救。一幅幅画面提炼出“时间就是生命，灾情就是命令”的报道主题；中央领导在镜头前一致重申着救人是第一位的；将军们带着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赶赴灾区；获救灾民走出废墟的第一句话是：我坚信你们会来救我的。七十二小时，九十六小时，一百二十小时，一百四十四小时，一百五十小时，生命的奇迹在拯救中实现，中国政府对于人生命的尊重，让世界为之震撼。一百五十个小时之后，随着报道的深入，进入了心灵的抚慰与拯救阶段。心理专家演播室中的分析，心理工作者进入灾区和医院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这是此前突发事件报道从未进入过的领域。第三个阶段是灾民安置，仍然表现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到另一个问题，谁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不尊重人权呢？中国文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人权内涵，这是由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所决定的。

　　新闻的另一重要特征是真实性。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而真实性则是传播者对于事实的反映态度，这种反映态度往往是同文化观念密切相关的。一定的社会生活，表现为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在面对不同事实时，往往会游离于客观范围之外，呈现出形形色色的文化特征，并由报道主体所处的文化价值体系与特定的民族、阶级或集团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形成了反映特定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是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同样也给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于新闻事实的反映。新闻的真实性就其表现对象来说，具有客观性的一面。而就其具体表现来说，又包含着主观性的因素，即“文化性”，并由此显示出文化特征。因为新闻的真实性是通过人的认知与反映来实现的。

　　回顾CCTV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完整的新闻事实链，灾情信息报道的透明性，证明着新闻用事实说话的基本原则，主持人和记者面对灾难和拯救的情感自然流露，以对生命的尊重为基点，真实情感化的泪水，成为了新闻真实的自然构成，恰恰表现出了主观对于客观的最大尊重。两者的契合，构建起了社会化的基本认知——社会文化场——为全社会所认同，并由此为全社会所面对，用社会文化支撑起的社会力量，是强大而深远的。在这一意义上，CCTV无疑打造出了一个世界传播史上的经典。

　　大众传媒生产出大众文化，新闻传播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传播。任何信息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后，都染上了文化的色彩，并通过多种功能的集合，体现出其不同的文化特征。至于到底是什么是新闻文化，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新闻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新闻学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研究。作为推理，这种观点认为，新闻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新闻事业则属于“文化事业”，所以，决不能将新闻学作为“实现政治功利目的的工具”。这是一种幼稚而片面的观点。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不可能也不应该游离于政治之外，去进行“纯学科”和“纯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我国目前还处于转型期的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我们的新闻事业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旗帜、喉舌和工具的新闻传媒，更不可能不将促进社会稳定、进步、和谐，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样的政治目的作为学科研究的前提，而片面地就文化论文化，去修筑书房中的金字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闻学实际上处于“前学科”状态，新闻文化、新闻宣传只能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注释，即所谓的“借助客观表现主观”。这样，新闻文化的研究变成了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和方法的研究。这种观点忽视了新闻学自身的客观规律及其文化特征，在庸俗政治化的功利主义影响下，最终也只能走上伪科学的道路。

　　其实结合这次对于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去思考，学术界的探讨和争论，投放到具体的新闻实践中，顿时显得十分苍白。学者们各自强调的东西，在具体实践中被化解后都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党性原则成为了一种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力量，这一点从国外媒体对CCTV此次汶川地震报道表现出的震惊与尊重，能够得到充分的证明。

　　新闻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作为学科的建立，既是文化的一大分支，也是新闻的一大分支，这一点已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所证明。在信息时代，无论何种文化，都不可能脱离新闻传播而独立存在，也不可能脱离新闻传播而得到社会的认同。在今天，人类社会的所有文化都必须借助于新闻传播才能得到体现、得到延续、得到发展。而这一切，又都是由新闻传播自身的文化功能所决定的。

　　新闻文化的核心是传播信息，虽然信息不能简单地等于文化，但文化离不开信息，没有信息也就无所谓文化了。新闻文化通过传递信息影响和推动了其他各种文化。信息传播越迅速、多样和普遍，文化的发展就越快的持久，并带动起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同时，现代人也是通过新闻文化去认知不同的文化体系与文化价值表现形态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途径也发生了变化，是在信息转化后由大众传播媒介输出后的现实世界。其实，当我们承认自己进入信息时代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为新闻文化所包围，并进入到其价值体系之中去了。在五月十二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人民的目光锁定在了CCTV的直播报道中时，媒体的通道意义实现了最大化，借助这一通道走进灾区，传递出个体对于灾区的关注、关切和关怀，整合出体现民族意志的社会文化，产生出现代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在现代社会，新闻传播是舆论形成的助推器。新闻文化通过迅速、广泛的信息流的传播，发挥着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替代的影响舆论的作用。同时，我们的新闻媒体所坚持的正确舆论导向方面，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责任，即在各个层面上，运用各种文化形态，全方位地带给人们健康的文化、健康的心理，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从而为彻底根治文化传统中一些迷信、落后的以及西方文化中的一些颓废、肮脏的东西对人们的侵蚀和毒害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汶川地震发生后，CCTV即时发布各种相关信息，一百多架直升机，七百多辆救护车，十几万强大的救援队伍，九万多医护人员，及时赶赴灾区，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国力的体现，同时也告诉全社会中国有力量战胜灾情，对于社会稳定和对灾情确立起一种健康的态度，都产生出了积极的影响。

　　此次汶川地震报道带给我们的思考，从文化层面上看，以往的社会价值认同已经不够了，还必须有同国家和民族利益相一致的国际认同，这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地震面前，全国人民的意志达到了难得的凝聚，实现了国家意志、民族意志和个体意志的高度统一，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国家强大的证明。CCTV也因此为中国传媒树立起了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里程碑。

 
　　中国传媒的形象，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话题，这次汶川地震，CCTV给中国、给世界确立起了一个中国传媒的形象证明，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有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东西。其中地震报道所产生出的文化影响力，无疑将是深远的，并在这一意义上，为中国乃至世界新闻传播史，树立起了一座里程碑。本文试就CCTV汶川地震报道进行文化分析。

[关键词]  新闻场  舆论场  文化场

 　　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文化是一种现代的创造，文化是一种未来的观照，文化是一种传播后社会价值的认同。当我们提出“和谐社会”这一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时，媒体文化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社会文化自身的和谐，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集合。但是，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文化往往只是一种狭义的“历史”认识，强调的是狭义的价值观念。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者提出了应该建立大背景的文化观，可具体到实际研究时，又重新回到了狭义的领域中去，文化再次成为了“回头看”的东西。正是出于对这一现状的认识，特别是要真正实现构筑和谐社会、建立大文化背景的目标，开始新闻文化学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事情。从学科的意义上考虑，没有哪一个学科所包容的范围能够比新闻更宽泛了。特别是这次汶川地震中以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为代表的中国媒体的表现（这里强调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性和大众性），为我们的这种文化思考，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支点。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强烈地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中央电视台对汶川地震的连续直播报道，将直播室和现场报道联结在一起，在国内外都产生出了极好的强烈反响。如果对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从社会文化的整合上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我们的大众传媒通过对地震灾害的报道，激发起了举国上下和海外华人世界高涨的爱国激情。国家主要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即时赶赴震灾现场，形象地阐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闻报道将意识形态中形而上学层面的理念，转换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为广大人民所接受。

　　这里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新闻如果是文化，其文化特征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应该结合新闻自身的特征，这样既便于我们建立初始的研究起点，也便于问题的展开于深入。

　　文化是对于信息的集合，新闻是对于信息的传播，并以此构建起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由信息自身的文化价值属性所决定，新闻信息的价值表现首先强调的是一个“新”字，表现为新闻特征，就是及时性。这种及时性本身又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我们以往将及时性更多地定位在了一个“快”字上，伴随“快”字的行为动作是“抢”。而从新闻的宣传价值表现来看，价值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对于需求的满足，即新闻传播的时间，能够恰到好处地适应与满足社会的需要。同“及时性”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时宜性”。由时宜性所产生的特殊社会意义被转换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使客观作用于人的主观。对于新闻来说，及时性体现为技术手段时，是一种时间概念，而当它体现为一种宣传价值时，则成为了一种文化概念。麦克卢汉在《传播工具新论》中曾对时钟所显示的文化功能作了这样的描述：“时钟并未加强时间之重要，但却加强了文字化程度，因为时钟缔造了抽象的时间，使人们不是因为肚子饿才去吃饭，而是因为看到吃饭的时间快到了，才去吃饭。”这一描述表明，时间的文化意义在于“加速人类组合过程的步调，缔造新的工作与财富，并且连接和加速人类的聚集与人类的行为。”

　　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及时性赋予新闻信息的文化内涵是难以估量的。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汶川发生八级强烈地震，中国中央电视台很快启动应急预案，先后向灾区派出一百多名记者，对灾区情况展开连续直播报道。两小时后，温家宝总理赶到地震现场，十分钟后，温总理在飞机上的讲话进入直播节目，一个全国性的抗震救灾活动由此全面展开。这一时刻立即成为了“人类心理时空的刹间凝缩和心理结构的永恒积淀”的文化亮点，“我们能够战胜任何灾害！”这一情感化的激动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刺激，更是一种文化思维空间中的感情爆发，进而使亿万炎黄子孙面对自然挑战，获得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多难兴邦”、“众志成城”，这不仅是一个新闻关键词的打造和新闻理念的提升，同时也是一种力量的体现，进而转换成为一种伟大的民族自豪和伟大的文化自豪。CCTV作为中国的第一传媒，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同时，更让世界震惊，国家精神和国家实力在新闻事实的直观感受中，变得十分丰富和具体。新闻及时性的文化内涵在这里也得到了更好的阐释。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进行的。新闻作为对于新近发生的事实变化的传播，不仅要强调其时间特性，还要强调其空间特性。即新闻在进行信息传递时，不仅要快速反映出新闻对象在时间中的运动状态，还要反映其在空间结构中的存在状态，而新闻对象在空间结构中的存在状态，即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事实的发展与变动。在我国，新闻媒体一直强调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事实第一的原则。要求新闻必须遵循事实，即使是逻辑推理，也要以事实为依据。报道事实、传播信息是新闻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事实也因此成为了新闻赖以生存的基础，新闻也由此同其他意识形态划出了区别的界限。同时，新闻对于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之所以能够超过其他意识形态，也正在于它是通过具体事实的再现，让人们直接觉察到客观世界所发生的真正变化，在认识到人类自身社会使命的同时，实现其特有的文化感召力。对于事实的强调，建立起新闻特有的文化观。特别是当人类宣称自己走入信息时代的时候，正意味着对于一种新文化观念的确立，这是一种事实文化，一种现实文化，一种包容了整个大千世界的文化。

　　汶川地震发生后，CCTV的连续直播报道，甚至是二十四小时的连续直播报道，这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时间和空间的互动下，创造出了一个真正具有民族意义的“众志成城”文化场，感动着中国。而这一文化场创造的基础，正是来自对于社会大众知情权的满足——知情而参与。信息传递渠道的畅通，各方面情况的透明程度，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由此，CCTV让世界感受到一种中国的国家自信，感受到一种面对灾难的民族凝聚力，感受到一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而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也是一种新闻规律的全面回归。作为国家电视台的社会公信力，也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新闻的“事实性文化”由传统的抽象符号表述转换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特有的具象形式，更坚固了事实性在新闻中的地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表现，它既不是虚构的，也不是抽象的。它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事物，但大多数人却无法触及它的形体；它表现为一种精神意识形态，但人们却能够通过它的物化符号感知其外在和内涵。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胡锦涛总书记多次亲临地震灾区，两位国家主要领导人在灾区紧紧地把手握在一起时，国家灾难变成了国家力量的体现。

　　演播室与灾区现场的互动，在消解抽象符号为具像形式的同时，报道策划完成的议程设置也随之消解，转换成为一种全民的文化感动，进而上升为全民的文化自觉。以往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社会舆论场同新闻舆论场总会出现错位，产生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甚至是对立的）。汶川地震发生后，随着CCTV连续直播报道的启动，全社会的目光被锁定在了CCTV第一频道和新闻频道，社会舆论场同新闻舆论场出现了罕见的重叠，举国上下一个声音——抗震救灾·众志成城，汶川地震也因此成为了一种具有民族情感象征意义的符号，意识形态层面的国家倡导，文化化以后融入到了民族情感象征意义的符号之中，成为了一种文化价值的社会认同，借助媒体，完成了宣传意义上议程设置消解后的议程设置最大化。作为自然灾害的地震，引发的不再是社会恐慌，而是战胜地震灾害的社会意志，灾区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的物质支援和精神抚慰。

　　报道策略上，CCTV对于汶川地震的直播报道充分体现了中央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比较以往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此次报道更多地关注了灾民这一特殊群体，而不再是单纯的施救者，使灾民和施救者实现了新闻场中的互动。这一报道策略使报道对象发生了变化，又带来了灾区同全国的互动，让全社会真正感受到了灾民和全国人民是连在一起的，使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事实文化”的力量。而当部队的营救直升机因山谷气流发生坠机事件后，不仅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而且全面关注寻找过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人文关怀精神，得到了有机统一。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演播室同灾区现场的链接，人们的意志为新闻事实的细节所感染，进而转换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求求你们，让我再救一个孩子”；母亲用自己的生命留给孩子的手机短信；身患绝症的战士，拼搏在抢险第一线；总书记同灾民促膝长谈，“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给我们，我们一定会为你们解决的”……这些都成为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社会文化记忆，而在深层次上，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也具像成为了社会文化记忆，这无疑是新闻传播中的一种最高境界：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化。

　　“以人为本”的报道精神贯穿着整个直播过程，开始阶段，反复强调的是：时间与生命的拯救。一幅幅画面提炼出“时间就是生命，灾情就是命令”的报道主题；中央领导在镜头前一致重申着救人是第一位的；将军们带着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赶赴灾区；获救灾民走出废墟的第一句话是：我坚信你们会来救我的。七十二小时，九十六小时，一百二十小时，一百四十四小时，一百五十小时，生命的奇迹在拯救中实现，中国政府对于人生命的尊重，让世界为之震撼。一百五十个小时之后，随着报道的深入，进入了心灵的抚慰与拯救阶段。心理专家演播室中的分析，心理工作者进入灾区和医院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这是此前突发事件报道从未进入过的领域。第三个阶段是灾民安置，仍然表现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到另一个问题，谁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不尊重人权呢？中国文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人权内涵，这是由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所决定的。

　　新闻的另一重要特征是真实性。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而真实性则是传播者对于事实的反映态度，这种反映态度往往是同文化观念密切相关的。一定的社会生活，表现为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在面对不同事实时，往往会游离于客观范围之外，呈现出形形色色的文化特征，并由报道主体所处的文化价值体系与特定的民族、阶级或集团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形成了反映特定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是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同样也给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于新闻事实的反映。新闻的真实性就其表现对象来说，具有客观性的一面。而就其具体表现来说，又包含着主观性的因素，即“文化性”，并由此显示出文化特征。因为新闻的真实性是通过人的认知与反映来实现的。

　　回顾CCTV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完整的新闻事实链，灾情信息报道的透明性，证明着新闻用事实说话的基本原则，主持人和记者面对灾难和拯救的情感自然流露，以对生命的尊重为基点，真实情感化的泪水，成为了新闻真实的自然构成，恰恰表现出了主观对于客观的最大尊重。两者的契合，构建起了社会化的基本认知——社会文化场——为全社会所认同，并由此为全社会所面对，用社会文化支撑起的社会力量，是强大而深远的。在这一意义上，CCTV无疑打造出了一个世界传播史上的经典。

　　大众传媒生产出大众文化，新闻传播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传播。任何信息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后，都染上了文化的色彩，并通过多种功能的集合，体现出其不同的文化特征。至于到底是什么是新闻文化，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新闻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新闻学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研究。作为推理，这种观点认为，新闻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新闻事业则属于“文化事业”，所以，决不能将新闻学作为“实现政治功利目的的工具”。这是一种幼稚而片面的观点。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不可能也不应该游离于政治之外，去进行“纯学科”和“纯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我国目前还处于转型期的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我们的新闻事业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旗帜、喉舌和工具的新闻传媒，更不可能不将促进社会稳定、进步、和谐，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样的政治目的作为学科研究的前提，而片面地就文化论文化，去修筑书房中的金字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闻学实际上处于“前学科”状态，新闻文化、新闻宣传只能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注释，即所谓的“借助客观表现主观”。这样，新闻文化的研究变成了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和方法的研究。这种观点忽视了新闻学自身的客观规律及其文化特征，在庸俗政治化的功利主义影响下，最终也只能走上伪科学的道路。

　　其实结合这次对于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去思考，学术界的探讨和争论，投放到具体的新闻实践中，顿时显得十分苍白。学者们各自强调的东西，在具体实践中被化解后都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党性原则成为了一种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力量，这一点从国外媒体对CCTV此次汶川地震报道表现出的震惊与尊重，能够得到充分的证明。

　　新闻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作为学科的建立，既是文化的一大分支，也是新闻的一大分支，这一点已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所证明。在信息时代，无论何种文化，都不可能脱离新闻传播而独立存在，也不可能脱离新闻传播而得到社会的认同。在今天，人类社会的所有文化都必须借助于新闻传播才能得到体现、得到延续、得到发展。而这一切，又都是由新闻传播自身的文化功能所决定的。

　　新闻文化的核心是传播信息，虽然信息不能简单地等于文化，但文化离不开信息，没有信息也就无所谓文化了。新闻文化通过传递信息影响和推动了其他各种文化。信息传播越迅速、多样和普遍，文化的发展就越快的持久，并带动起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同时，现代人也是通过新闻文化去认知不同的文化体系与文化价值表现形态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途径也发生了变化，是在信息转化后由大众传播媒介输出后的现实世界。其实，当我们承认自己进入信息时代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为新闻文化所包围，并进入到其价值体系之中去了。在五月十二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人民的目光锁定在了CCTV的直播报道中时，媒体的通道意义实现了最大化，借助这一通道走进灾区，传递出个体对于灾区的关注、关切和关怀，整合出体现民族意志的社会文化，产生出现代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在现代社会，新闻传播是舆论形成的助推器。新闻文化通过迅速、广泛的信息流的传播，发挥着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替代的影响舆论的作用。同时，我们的新闻媒体所坚持的正确舆论导向方面，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责任，即在各个层面上，运用各种文化形态，全方位地带给人们健康的文化、健康的心理，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从而为彻底根治文化传统中一些迷信、落后的以及西方文化中的一些颓废、肮脏的东西对人们的侵蚀和毒害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汶川地震发生后，CCTV即时发布各种相关信息，一百多架直升机，七百多辆救护车，十几万强大的救援队伍，九万多医护人员，及时赶赴灾区，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国力的体现，同时也告诉全社会中国有力量战胜灾情，对于社会稳定和对灾情确立起一种健康的态度，都产生出了积极的影响。

　　此次汶川地震报道带给我们的思考，从文化层面上看，以往的社会价值认同已经不够了，还必须有同国家和民族利益相一致的国际认同，这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地震面前，全国人民的意志达到了难得的凝聚，实现了国家意志、民族意志和个体意志的高度统一，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国家强大的证明。CCTV也因此为中国传媒树立起了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里程碑。